《左傳》，相傳為春秋時期左丘明著，原名為《左氏春秋》，漢代改稱《春秋左氏傳》，簡稱《左傳》，是中國古代一部敘事完備的編年體史書，更是先秦散文著作的代表，它標志著我國敘事散文的成熟。漢朝時又名《春秋左氏》《左氏》。漢朝以后才多稱《左傳》。

《左傳》的思想傾向

《左傳》中的人物與事件是按照歷史資料來編寫的，但作者在記敘這些歷史人物和事件時，也表現(xiàn)出一定的思想觀點和政治傾向。這種思想在倫理道德、政治主張、強調(diào)等級制度、尊卑觀念等方面接近儒家。

首先，揭示了社會變革的歷史趨勢。作者以敏銳的歷史眼光，記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諸侯的爭霸、公室的卑弱和大夫的兼并，表現(xiàn)了新舊勢力的消長，揭示了社會變革的趨勢。作者在記述歷史事件的過程中，表達了對歷史事件的認識和理解，并站在儒家立場上總結(jié)歷史的經(jīng)驗教訓(xùn)，做出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道德倫理評價，為人們提供歷史的借鑒。《左傳》發(fā)展了《春秋》筆法，通過對事件過程的生動描述、人物言行舉止的展開描寫，來體現(xiàn)道德評價。比如莊公十年敘述“曹劌論戰(zhàn)”中曹劌與魯莊公的一段對話，就是通過曹劌的話語傳達出作者的思想。同時，《左傳》創(chuàng)立了“君子曰”的新形式，在敘事中或敘事結(jié)束后直接引入議論，對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評價，以此表明作者的態(tài)度。

其次，強調(diào)人的意義，重視民的作用。春秋時期，隨著歷史的進步和社會變革的廣泛興起，神的地位逐漸下降，人的地位逐步上升，一些進步的政治家已經(jīng)理性地認識到人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意義。昭公十八年記載，夏五月氣候干燥，因而宋、衛(wèi)、陳、鄭等不少國家都發(fā)生了火災(zāi)。鄭大夫裨灶主張用寶物祭祀神靈以祈求福佑，子大叔也認為寶物具有“保民”、“救亡”的作用，而鄭相子產(chǎn)則提出“天道遠，人道邇”的觀點，認為靠“天道”無法解決人事的問題。結(jié)果是鄭國沒有進行祭祀，由于加強了人的管理，也沒有再發(fā)生火災(zāi)。桓公六年記載隨國大夫季梁說：“夫民，神之主也，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。”莊公三十二年記載周大夫史嚚說：“國將興，聽于民；將亡，聽于神。”這些記載都鮮明地表現(xiàn)出，在天與人的關(guān)系上，《左傳》更強調(diào)人的意義。

《左傳》還注意暴露丑惡，褒揚美善。作者本著“不隱惡”的態(tài)度，對統(tǒng)治階級內(nèi)部的矛盾，諸如勾心斗角、爭權(quán)奪利、僭越篡逆、互相殘殺和貴族們的荒淫無恥、奢侈糜爛的生活以及他們虛偽奸詐、貪婪殘暴的性格，進行了如實的記錄和描寫。宣公二年記載的“晉靈公不君”，寫晉靈公不行君道，暴虐成性，從高臺上用彈弓射人取樂，只因煮熊掌不熟便殺了廚師，最終釀成了晉國的政治災(zāi)難。《左傳》更注重褒獎美善，記述了許多人物不顧個人安危奔赴困難的感人事跡，歌頌了這些人物的愛國情懷。如僖公三十三年記載的“弦高犒師”，為鄭國爭取了主動，使來犯者不敢輕舉妄動；定公四年，吳軍入郢，楚臣申包胥哭秦庭感動了秦哀公，出師擊退了吳軍，挽救了楚國；定公十年齊魯夾谷之會中，孔子以智慧、以勇武、以禮儀保護了魯定公，收回了被晉國占領(lǐng)的的魯國邊邑，打擊了晉定公的囂張氣焰。